发自上海的一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风波，一时被中外媒体炒作成了“政治事件”。实际上，这场教材改革始于8年前，是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缓慢地进入大众视野的结果。

历史教科书似乎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，无论中外。前不久，上海这个一向以经济发达、头脑精明、言语柔软而著称的城市成了这个问题的聚焦点。关于上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，变成了教育界、史学界以及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，讨论甚至上升到“民族未来”的高度。

争议上海历史教科书

事情从9月1日开始。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报道《毛去哪里了？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》，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。几天之后，《青年参考》以《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》为题，部分转载该报道。

报道中称，“这套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、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，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、技术、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”，“摩根大通、比尔·盖茨、纽约股票交易所、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的子弹头火车，都在新版教科书中得到了突出。课本中还有专门讲述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章节。曾被视为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，如今受到的关注也大为降低。毛泽东、长征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，而今只在初中讲授，并且内容也大幅缩减。”

报道引起广泛关注，随着更多国内媒体和网络群体的加入，它变成了一场关于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大讨论。

对教材的争论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：是否应该删减“屈辱史”和“斗争史”？是否应该添加时代元素，减少“经典”元素？是否应该以多主题化的文明史代替单线索进行的编年史？是否应该以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？

赞同的声音说，“人吃人史观训练出来的是狼”，“过分强调殖民史”未必能“造就人才”，教材走出了只关注领袖不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历史，全球史观代替民族史观才是历史的完整形态。

反对的声音说，“这就是在消灭历史”，将导致高中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，这不是历史书，而是百科全书，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最重要。

面对这些激烈的争论，上海市教委和相关方面，几乎一律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。

改变太“快”难以接受？

9月末，上海市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正式表态：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“带有歪曲和片面”，“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、求发展，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，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”。《南方周末》将他的谈话总结为“是改变，不是‘政变’”。

上海的历史教科书究竟改了些什么？

老版历史教材，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，只按时间顺序单线索编写。而新的历史教材共9个主题，其中必修3本：中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史，选修6本改革、民主、现代战争、人物、奥秘和文化遗产等。这样，历史课变成了具有全景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新时期教授方式。

实际上，这场“改变”始于8年前，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一项教育改革试点的一部分。“其写作从1998年就开始了，今年2月才结束，一结束又开始修改了。”一位上海历史教科书编撰人员告诉记者。

“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达100多位，反反复复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。”他说，虽然参与编写的人员对于如何编写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，但争论并不大，“大家从一开始就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，也就是，要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，把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新版的教材当中。”

“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。”他说。

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、著名学者雷颐认为，现在的教科书改革，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而已。“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，历史学界和学术界就在批评历史研究的一大弊病———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。”雷颐说，“现在，几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，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宽泛的。社会文化的变迁，对我们历史来说更重要。”

“我最近读到韩国汉阳大学的历史学家林志弘的文章，很有感慨。”雷颐说，林志弘的观点，也许能给国内的历史教育提供一些参考———林志弘提出，历史学家有两种，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，一种是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。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家，只说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有哪些丰功伟绩，而客观分析式的历史学家，则会冷静地分析和批评，对本国本民族的功绩和过错一视同仁。

历史学家需从自己做起，从本民族做起，对历史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。林志弘说，翻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，开篇就写道“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祖先”，这就把“我们”和过去、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。另外，韩国的历史书，为了建构强烈的民族主义，有一种“起源崇拜”情结———喜欢把好东西，都说成是韩国祖先发明的，比如对有争议的金属印刷术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只说是韩国的祖先最早发明的。

“我们知道，韩国人的民族情绪、民族主义是很强烈的，而林志弘超越了这一点。”雷颐认为，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，受到两方面的影响，一个是中国传统史学，一个是政治。“梁启超就曾把《二十四史》称做帝王将相的家谱。中国传统的史学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王朝的兴衰，记录皇帝的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政策，这固然重要，但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全部。”

政治史和生活史、物质史比起来，只是大海最上面那层浅浅的波浪，社会文化的变迁才应该是历史主要的内容———雷颐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，从上世纪初，年鉴学派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，到现在也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。

“教科书有变化不足为怪，没有变化才是不正常的。”雷颐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，“这个变化，我觉得来得太晚。”